石油圈让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天然气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永生 编者按 3月过半，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供暖季尚未结束，而其间产生的“气荒”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话题。如何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该怎样推进?致力于构建高效安全的天然气供应体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永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如何看待2017年冬季发生的大规模“气荒”? 马永生:我国天然气产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近年来，随着“煤改气”加快推进以及工业生产、燃气发电、化工等领域用气较快增长，我国天然气消费需求急剧增长。但受资源准备不充分、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场化滞后等影响，供气缺口较大，以致2017年冬季全国出现了大面积“气荒”现象。国家应加强对天然气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推动天然气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构建高效安全天然气供应体系。此外，去冬今春的“气荒”，再次证明我国油气发展始终要坚持“立足国内、拓展海外、多元供给”的方针。 记者:构建高效安全的天然气供应体系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马永生:从供给侧看，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建设多元供应渠道，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做到自产气、进口气，管道气、液化气(LNG)、煤层气、页岩气等多气源互补供应，摆脱依赖某一地区单一气源供应的困境。 从消费侧看，我国应加强统筹规划，调整消费结构，合理布局。要尽力“减煤、增油、发展气”，终端消费宜气则气，宜油则油，宜电则电，不要“一刀切”，同时要发展其他清洁能源，如地热等。 我国还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气田生产调峰、管道调峰、储气库调峰、LNG调峰、用户调峰等多手段综合调峰，确保安全有效供应。同时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央企业主力军作用，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开放市场，允许更多的投资主体进人天然气领域，中、小企业各尽所能，补充市场不足。最后加强行业监管，理顺价格机制，让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天然气。 记者:基于您提到的“立足国内”，如何评价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潜力?您有何建议? 马永生:我国油气资源总量丰富，其中，常规石油地质资源量1257亿吨、可采资源量301亿吨;天然气地质资源量90万亿方、可采资源量50万亿方。此外，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也比较丰富，页岩气地质资源量122万亿方，可采资源量22万亿方;煤层气地质资源量30万亿方，可采资源量12.5万亿方。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已经具备规模上产的技术能力。尽管我国油气资源比较丰富，剩余资源总量也较大，但要实现效益发展却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应通过财税激励，鼓励企业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预计2025年以后，我国油气新增储量的主体为致密油气、页岩油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资源。这类资源规模大、经济效益差，但通过连贯性的补贴政策支持，可刺激我国非常规油气产量快速上升。同时我国还应创新机制，推动科技进步，有效勘探开发国内资源。而针对数量庞大的已探明未开发油气储量，建议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推动边际储量竞争性出让机制，加快盘活未动用储量、低品位储量。 记者:这次“气荒”事件突显了我国的天然气储气调峰短板，应如何弥补这一短板? 马永生:我认为国家需进一步研究出台支持性财税政策以加快地下储气库建设并减轻企业地下储气库垫底气成本负担。同时，加快储气设施多元化建设，对正常周转之外的LNG储罐建设及LNG储备，比照地下储气库建设和储备政策给予财税支持。 此外，建议我国统筹优化全国能源输送通道布局，加强能源走廊的整体规划，并将纳人规划的能源通道用地指标纳人国家及地方政府用地规划;加快推进全国管网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不同管网特别是不同企业之间和干线管道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资源优化调配能力。 记者:从去年冬天发生的国产LNG价格的暴涨现象看，接下来我国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马永生:建议加快与国际天然气价格接轨，优化调整国内天然气门站价格公式，避免形成进口到岸气价与国内门站气价倒挂现象;加快推进居民用气价格与非居民用气价格并轨，对于困难群体的基本民生用气建议通过明补方式解决;统筹协调天然气生产、管输、城市燃气销售等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强对天然气从输配到销售的价格监管，避免天然气产业链中部分环节的非正常利润;推进天然气调峰价格体系市场化建设，调动企业建设储气调峰设施的积极性。 我国能源发展趋势是“减煤、稳油、增气”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 编者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获悉，山东省正筹划建设中国能源大学。业内猜测，未来将以位于山东省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核心，与山东科技大学一并整合建设中国能源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会否变为中国能源大学?石油行业学府开拓新能源领域专业又意味着什么?化石能源发展的愿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芳。 记者:您提到正在积极布局新能源领域的学科建设。这是否侧面反映了石油已经步入了“夕阳”产业? 郝芳:首先，石油肯定不是夕阳产业。从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绝对总量都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但从相对量上来讲，石油和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仍在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日本等国关闭了很多核电站，这使得核能的占比有所降低。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占比得到了提升。 记者:那您认为油气何时将会被新能源取代? 郝芳:其实美国《科学》杂志曾公布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其中就有“何时何种能源能够取代油气”。然而至今为止，谁也无法回答。前不久在美国休斯顿举办的“剑桥能源周”上，美国提出了新的保守主义概念，也是提出“化石能源依然是人类最主要的能源形式”。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油气都是人类最可靠的能源。 记者:您认为国内油气行业近两年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郝芳:我认为化石能源的低碳利用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能源发展趋势是“减煤、稳油、增气”。在减煤方面，整个华北地区都在推行“煤改气”，目的就是把煤炭的消耗量减下来;在石油方面，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所以石油供给要“稳住”;天然气本身也是清洁能源，所以要进一步增加天然气的占比。 记者:这个供暖季，我国天然气需求量大幅增加，整体供应过紧。对此您怎么看? 郝芳:我认为要从两方面保障天然气平稳供给。一是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加天然气的产量和储量，二是做好天然气战略储备工作，确保国际天然气稳定供应。 记者:作为石油行业的重点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能为我国石油行业提供怎样的动力和支持? 郝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中国几大石油公司管理层和技术骨干，相当一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石油大学本科培养的全球500强企业CEO数量在全球高校排第35位、在中国高校排第6位。可以说我校为整个石油石化行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 我曾讲过一句话～～～“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毕业生参加了新中国以后所有的油田开发，也参加了所有大型炼油厂的建设和运行。”所以，我们最大的职责就是要为石油工业输送高端人才。此外，我们也与能源企业有密切联系，研究成果由此实现了高效转化，通过校企融合也可以不断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京津冀应率先实施“国六”标准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贺泓 记者: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的背景下，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会否整合成中国能源大学? 郝芳:山东省正在谋划筹建中国能源大学，组建的方式有多种可能，但整体方案仍处于起步阶段。 编者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在2018年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面对日益迫切的环保需求，柴油车的排放治理该如何推进?生物柴油等新技术、新产品前景如何?政府在相关的政策制定上该如何把握?对此，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贺泓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要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根据您的研究，如何评价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未来应如何开展工作? 贺泓:“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能被纳人《政府工作报告》，足见国家顶层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柴油货车虽然保有量不大，但其氮氧化物排放量却占到了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机动车一次排放的细颗粒物也大多来自柴油车。 若想根本解决柴油货车的排放问题，首先还是应提高新车的准人标准，尽快实施“国六”排放标准。但是，新车的替代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通常都在5B10年左右。所以要尽快解决柴油货车的排放问题，应及时对现有高排放的柴油货车进行改造，不能改造的柴油货车应淘汰。 记者:有专家指出，Q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适用高原缺氧地区的达标油品。石化达标油品在高原地区使用减排效果并不理想。您是否认可这一结论?高原地区的环境污染以及柴油车减排控制治理有何特殊性? 贺泓:我国现有的柴油车排放后处理技术实际上都经过了高原、高寒、高热技术检验，但实际上最终的检测方法都是通过实验室台架对重型柴油发动机进行检测，并不是实车检测。由于重型柴油车在实际道路中的运行情况与出厂时的台架测试环境非常不同，这就导致实际驾驶中的排放情况与台架测试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此类问题，我们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推动以道路实际测试结果来考核柴油车的使用和排放性能。 记者:北京今年的治霾重点将从煤转向柴油车。对此，您怎么看? 贺泓:我认为，北京在加大柴油车污染治理方面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任务重，所以应率先实施“国六”排放标准，至少从准人源头严格把关;二是严格筛查高排放的柴油车;三是改造在用的高排放柴油车。 “国六”排放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解决上述车辆出厂台架测试与车辆实际使用排放性能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国六”标准不仅对NO“、PM排放限值大幅加严，而且加大了车辆低速、低温行驶排放性的权重，同时对整车排放、后处理关键部件可靠性与生产一致性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国六”标准更符合车辆在实际道路中的使用情况。 记者:就柴油车减排而言，您如何看待生物柴油、甲醇汽车这类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国家应该创造怎样的政策环境? 贺泓:生物柴油是很好的可再生燃料，但其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源供应难以保障。生物柴油若作为可靠的车用能源，首先需要有规模效益的产品来源，但无论是地沟油制生物柴油、还是植物油制生物柴油目前都缺乏原料保障。 在政策环境方面，我认为政府应对用户使用何种交通燃料保持中立态度。不论任何交通燃料，都应是环保达标的，所以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动燃料的市场准人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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