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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气“净了眼睛”却“寒了心”?

    今年冬天,“煤改气”成为舆论关注的热词。一方面,“大气十条”收官,空气质量的改善有目共睹,“蓝天保卫战”捷报可期;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煤改气施工改造未能如期完成,北方多省“气荒”警报频频拉响,群众供暖受阻,天然气价格更是短期内急速向“天价”飙升。    这引发社会各界发出喟叹:煤改气虽然“净了眼睛”,但却因供暖问题“寒了人心”。       随着天然气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环保部于12 月4 日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下发《关于请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工作的函》特急文件,提出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进入供暖季,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能源转型是必然趋势       提到“气荒”,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研究员刘满平并不这么看。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化发展大会上,他表示,目前的天然气供应状况应该用“局部地区用气紧张”来形容更准确一些,“总体可以保证,局部用气有点紧张”。       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明确将“实施城镇燃气工程,主要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列为天然气利用的重点任务。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介绍,事实上,为了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2017~2021年规划,专门配套“煤改气”总体资源保证,防止出现“气荒”。       “坦率讲,今年的天然气供应紧张是预料之外的。”张玉清说,“我个人以为这主要是天然气产业发展过程中估计不足的问题。因为北方地区峰谷差很大,北京市天然气使用峰谷差超过16%。对形势估计不足,加上储备严重滞后,导致今年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升。”       “天然气供应紧张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北京燃气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吕淼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些外部挑战,首先是天然气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天然气总量和峰值是矛盾的;其次是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端受政策影响较大。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陈卫东则认为,能源转型中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技术可行,另一个是政府改善空气污染的决心,“今天中国液化天然气涨到8000元/吨,也是为了对抗雾霾,都是无奈的选择。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天然气时代,能源转型越来越不只是纯粹的经济、资源禀赋因素,还有其他诸如政治等因素。”       “世界能源转型不可逆转。整个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效率的提高让我们进入多元化时代,尤其是能源结构对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陈卫东表示,社会进步进入到了“维护地球生存”的新高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禀赋、实际经济环境、自身的文化背景,进步程度也不一样,但是能源发展的趋势都是需要转型。”       天然气基础设施薄弱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能源转型之路也是从“煤降气升”开始。张玉清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例介绍说,“美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1990年到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是天然气获得增长;英国为了治理雾霾也是大幅发展天然气,从1965年到1993年完成转型,煤炭消耗占比从60%降到26%,天然气从0%上升到26%;日本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它的油气绝大部分依靠进口,但是从1990年到2014年,日本能源消费趋缓,年均增长0.2%,而天然气年均增速3.6%。”       刘满平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调峰责任落实不到位,不同基础设施连接不够。基础设施除了通用矛盾以外,每个细分范围都存在不同问题。”他解释道,峰谷调节能力弱就会影响用气安全,而企业之间责任不清导致其建设积极性减弱。       “天然气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天然气输送管道、储气设施、液化天然气管道。”刘满平说,“它的作用是什么?桥梁,这个桥梁作用如果发挥好,‘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如果发展不好,就会得‘肠梗阻’。”       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气基础设施及其运营情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刘满平表示,“长输管网的输送能力严重不足是通病,全国还有部分省份没有长输管网,互联互通比较差。”而省级管网的“统一建设”“统购统销”模式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统购统销’相当于目前国家电网的经营模式,上面买电、下面卖电吃差价。层层加价抬高终端用气成本。输配费用在整个天然气价格中的占比高达50%以上。各地定价随意性较高,费用标准不统一。”       刘满平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经建设18座储气库,形成调峰规模64亿立方米,占全国消费总量的3%,但仍与美国20%、欧盟25%的比例相比有很大差距。       地下储气库投资成本高、经济性差。刘满平算了一笔账,当前的工作气量单位储存空间投资额高达3~6元/立方米,主要依靠国家补贴。“如果储气价格放开,没有国家补贴或母公司石油公司支持的话,那我们的储气价格将达到多少?这个价格如果过高是否影响终端销售价?”另外,他表示,我国储气库建设资源条件较差,之前储气库建设的空间错配比较严重。       我国天然气运营商基本以上游为主,目前民营企业受地质条件、定价机制的影响很难进入该领域,即使进入也面临如何盈利的困扰,刘满平说。       体制得病,价格吃药?       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刘满平认为,目前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扩建、提升、开放、互联、安全。“扩建基础设施并不是现在可以满足的,这涉及到总体规模的问题;既然无法短时间内扩建,就要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促进第三方开放,借助外力提高利用率;互联互通,统一不同企业之间的管网技术;解决供气安全问题,最主要的是冬季保障居民供暖,保供是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       刘满平说,我国管网建设出台了很多政策,总结起来为三大类:规划类、产业类、价格类,其中价格类最多,价格政策可以短时间内起到积极变化,“但是体制得病,价格吃药,短时间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景春梅表示,天然气价格改革目标分自然垄断和竞争性环节,把自然垄断管住,把竞争性环节放开,这个目标需要体制条件。“具体说,就是要进一步实现管输业务独立和管网公平开放,现在条件不到位,导致我国价格改革比较纠结,一直在艰难中推进。”       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个价格改革文件,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意见。景春梅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对垄断行业要真正开刀了,“紧箍咒应该念得越来越紧了”。       “国际天然气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从非竞争市场走向竞争市场,市场规模也是从天然气初始增长到快速增长、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 景春梅将构建天然气交易中心看作是价格改革方面的大举措,“谁形成基准价不是国务院定,而是通过市场选择来定,通过这样的改革促进我国天然气市场发展,在国际上形成话语权。”她表示,我国目前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30%,“交易中心的目的就是提升我国油气的话语权,同时通过价格改革倒逼体制改革。”       “当前天然气价格改革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今年随着天然气消费爆增,这种形势可能是政策层和业内都没有想到的,这里价格问题再次凸显。”面对这种情形,景春梅直言,“今年天然气消费爆发式增长确实存在问题,表面上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加快体制改革。”景春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一直强调,体制改革不加快推进的话,有可能把价改红利消耗殆尽。只有加快体制改革,把竞争性环节放给市场,广开气源,才能增加供给,下游交易通过竞争形成公道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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