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圈能源输送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改换思路。中国不能再按老路发展下去了，要改变能源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能源布局思路。 直至上世纪末，煤炭在中国能源构成中仍居绝对优势，所占比例大于70%。在1970~2000年的30年中，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年增率为5.49%；2000~2009年的9年间，GDP快速增长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高，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年增长率8.11%。能源的紧缺使2005~2009年煤炭所占比例重回70%以上，使石油比例也呈略降之势。 显然，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能源上是以煤炭使用量大增为支撑的。但煤炭在2006年所占比例达到71.1%后却恢复了降势。 2010-2012年的3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稍降，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也降到5.65%，相应的煤炭占能源比例也略低于70%，2012年仍为67.5%。据国家统计局2月发布的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占能源的比例依次为60.4%、18.8%、7.0%，其余13.8%（低于14.4%的原计划目标）。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资料，2016年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3.0%，其中核电、水电、新能源分别占1.6%、8.6%、2.8%。作为对照，2016年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占能源的比例依次为28.1%、33.3%、24.1%，其余14.5%中核电、水电、新能源分别占4.4%、6.9%、3.2%。 近日能源局印发《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对能源构成指标有所调整，拟将能源消费总量从44亿吨标煤提高到45.5亿吨标煤，天然气占比由6.8%升到7.5%左右。虽然2017年出现了近4年首次产量3.2%的增长，但中国煤炭占比下降的趋势是肯定的。 总之，无论从油气还是天然气所占比例看，目前中国的能源构成数据与全球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平均数据相似。从这点上看，中国仍处在能源的煤炭时代且石油所占比例明显超过天然气。 对于中国未来的能源构成，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课题组（2009）参照2007年前的历史数据作出的预测（情景分析）为代表。按照该预测，我国2035年的能源构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为51.5%、24.8%、16.5%，油气合计值比煤炭低10.2%。而按照2013年末IEA的预测，2035年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例依次为53%、18%、12%，油气合计仍比煤炭低23%。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2030年天然气占比达15%，新能源和核电水电等占比20%。如基本按上述预测，直至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还难以说进入了石油时代。 中国能源的资源禀赋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这就要求其在能源发展上必须掌握相当大的主动权、自主权。从能源总体战略上必须立足国内外两种资源并尽可能加大国内产量。这就要十分重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 众所周知，我国地下能源资源具有（相对）“多煤、少油、贫气”的特点。从油气来说，我国油气产量进入世界前列（按BP的数据2016年油居世界第8位、气居世界第6位），但进口量也居世界前列（2017年原油进口居世界首位、LNG进口居世界第2位、管道气可能是世界第3位，多数预测认为将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油气资源相对贫乏不仅表现在储量少还表现在其品位相对差，致使其勘探开发成本相当高。在低油价时相当部分的表观“探明经济可采储量”仍无法实现效益开采而成为呆（无效）储量。 今后油气的剩余可采储量及新增探明储量的进一步劣质化，将使其开发总体成本趋高成为难以改变的现实。其使可建有效产能的储量严重不足、实际储产比过低的情况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偏低的油气价格对其稳产、增产的制约也会越来越大。笔者认为，我国能源战略的研究者对此的重视还不够。 2016年我国煤炭探明可采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分别占世界的47.7%和50.0%。这对中国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但也应看到其对工业化发展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其他能源难以保障数量巨大且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时，恰是丰富易釆的煤炭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使我们今天可以在温饱的基础上追求能源的优质化。在煤炭的作用上可供我们借鉴的还有若干经济发达而煤炭消费较高的国家。一个有竞争力、有经济效益且安全环保的煤炭开采行业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我国水力资源丰富，长期重视水电资源的系统开发使其水电发电量2016年以占全球的28.9%而居世界首位，占2017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还应注意到，在我国的许多报表、文章中常说的可再生能源中实际上主要指水电，如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的11.4%，但其中水电就占8.6%。 核电的发展速度也长期居世界之首，2016年以占全球发电量的8.1%而居第3位。特别应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沉积型铀矿并实现了地浸法规模生产，国产铀矿产量和自给率正在快速提高。我国水电、核电的系列技术已臻于成熟而居世界前列，近年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 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丰厚的风能、太阳能资源，这点已为近年其高速发展的事实所说明。需强调指出，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有丰富、多类型的生物质能，他们的大部分如不能利用反而成为有害废弃物（如大量的桔杆和人畜粪便、垃圾）。全球生物源能的商业利用量己占可再生能源的19.6%，而我国仅占世界的0.6%，尚在起步阶段。 影响中国能源构成优化的因素 本文的上一部分已涉及到许多影响能源发展和构成优化的一般性问题，这里要着重讨论中国所表现的另外一些特殊性。 能源是个巨系统，而各种能源的开发利用又形成了一个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任一组成部分的缺陷会使整个系统低效、甚至无法正常运行（所谓“木桶效应”）。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和条块分割的影响使生产——供销链条的许多环节发展不完善，不仅影响到已建成能源企业的运行效率，更使能源构成的进一步优化增添许多困难、需特别重视“补短板”。在基础能源中天然气发展起步比较晚，某些环节设施滞后表现的尤为明显，可作为此问题的代表。 在天然气的发展中，其中游运输储存建设不足是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其突出表现在管线（特别是支线和联络管线）不足，储库不足，难以应对调峰和意外事件。在液化天然气（LNG）设施上整体滞后：进口LNG港口及其配套设备不足且配置上不够均衡，在北方沿海和长江珠江等大河下、中游缺乏相应布点；在内地对中、小型液化站和LNG接收站的作用重视不够，致使许多分散的天然气产地不能利用国产的小型和撬装液化气装置致使天然气被弃置而“点天灯”。这些问题虽在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初期就已提出并在问题暴露后多次被提及，但仍长期存在，许多短板越拖积累的问题越大。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 （1）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特点认识不足。如未能在管线建设的同时（此时其运量及其服务对象的调峰量已基本确定）部署相应的储气库，在落实下游用户的同时落实日、月、季间的调峰责任。与其类似的如风电：既然建设大型、超大型风电项目（如“风电三峡”），却不认真对待必将接踵而至的大幅度的调峰补谷的问题。 （2）在商业性市场运作中企业可以用已获得的利润去主动弥补其中下游的短板以进行持续性生产，但我国受体制局限却只能仅顾及本部门的生产。况且过低的出厂价和门站价（特别是民用气价）使生产和运输企业很难积累大量资金去进行储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在需加快天然气消费时就踫到基础建设欠债太多的阻拦，使其难以如愿落实。 可以说，前面论及的世界能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一国之内就有着突出的表现。中国资源禀赋的巨大不均衡使北煤南运、西（油）气东输以及建设在西部的大型电站群（包括火电、水电、风电等）带来的西电东送等问题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并对运输乃至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持续性的压力。于是中国有了世界最长的从中亚到中国东部的油气管线、单车载重量最大列车最长的铁路运煤专线、中国的输电干线创造出电压最高线路最长的世界记录等等。能源输送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改换思路，不能仅按“最大最长”的老路发展下去，要改变能源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能源布局思路。 中国能源发展不仅要保障经济发达的东、中部能源的高效供应消费，还要解决农村分散的居民点使用电力和现代能源问题，这在广大的西部地区特别突出。不如此就无法使之脱贫和实现全民的小康，而要使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用得上、用得起现代能源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强调多元化的能源发展中因地制宜、就近取材。难道能用从万里之外进口的天然气去供应边远海岛、村落甚至分散的农牧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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