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都的未来,是沉沦,还是“凤凰涅槃”?
编辑 | 子衿
在中国,只要谈到石油,必定要提到大庆。
这座争做“百年油田”的能源城市,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能源世界里的一座丰碑。然而经历过“石油大会战”的短暂辉煌之后,大庆油都如今也同萧条的东北经济一起陷入挣扎。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大庆油田,能完成“百年油田”的光荣任务吗?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走进大庆这座年轻又年迈的能源城市。
“贫油国”摘帽
根据地质学上的“海相生油”学说,只有远古时期是海洋的海相沉积发层才能生成储量巨大的油田。而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是属于陆相地层,因此地质学家们早早将“贫油国”的帽子戴在了中国的头上。
这个观点也影响了日本侵略者的判断。在1928年传出中国东北发现石油的传闻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多次派遣勘探队在辽东半岛至松嫩平原的多个地区进行石油勘探,但均无功而返。他们将这个结果和地质学家的解释结合,断定东北没有石油,随之将支撑侵略战争的石油需求转向东南亚。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贫油国”的名号下,最重要的工业计划生产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毛泽东曾感叹:“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石油资源自给自足是攸关新中国国运的关键条件。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停止对华供应石油,使石油资源的自力更生在国家能源战略安全中显得更为重要。
为了解决石油短缺问题,石油工业部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进行了“石油大会战”,先后在克拉玛依、川中地区发现油田。加上1937年就开始建设的玉门油田,全国原油产量在1959年达到373.3万吨,主要油品自给率达到40.6%。
但这些仍不解渴,大油田的勘探工作还在继续。
要摆脱“贫油国”的称号,必须要有理论上的自信。地质学家李四光依据地质构造情况预言了中国大油田的存在,而另一位地质学家黄汲清更是提出了“陆相生油论”,直接指出松辽盆地可能储有大量石油。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自1958年起,寻找大油田的勘探工作从全国范围转向集中在东北。经过两次失败的钻探之后,国家32118钻井队终于于1959年9月26日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附近成功钻出井喷的流油。
中国的大油田,终于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现身了!
“石油大会战”中兴起的城市
大庆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在两大城市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原称萨尔图,是清末垦荒逐渐形成的稀疏村落。尽管清、俄、日、伪、中等政权均先后在此有过工农业的小规模开发,但1959年大油田的发现,才真正开启了大庆的兴起之路。
大庆这个城市名字的来源其实是很有时代特点的。
大庆油田发现的时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任黑龙江省第一党委书记的欧阳钦认为,油田是“向祖国献上的一份厚礼,是喜上加喜,应该大庆”,因此提议将油井所在地肇州大同镇改为大庆镇。
黑龙江省委和石油部都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宣布将所有涉及大同地名的命名统一改为大庆。这个名字和当时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庆的各界力量一起,在那个寒冷的东北之冬,给石油生产带来了无穷的动力。
1960年初,中央决定在大庆举行一场“石油大会战”,数以万计的“会战大军”向大庆挺进。“石油大会战”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也一直和“大庆精神”画上了等号。这位铁人并不是大庆本地人,而是“会战大军”中的一员,来自西北一个同样以“油城”为名的城市玉门。
在“宁可少活三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带领之下,大庆的城市建设和石油产量一样开始飞速前进。
大庆油田位于哈尔滨西侧,和长春联系也十分紧密,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得来自大庆的石油能以最快速度哺育工业基地,促进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反之大庆的发展也得到了工业基地的反哺,更加刺激了油田产能,并且使之具有了城市扩张的动力。
大庆城市形成的雏形,来自于石油工人的居住地。
当时,油田地区还是一片荒原,随着赶来大庆参加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多,工人的安置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共和国的工业生产也才刚刚起步,物资匮乏,资金也优先考虑生产设备,人居的舒适性难以保证。可是东北天寒地冻,天气恶劣,工人生活保障成了一个大难题。
一开始工人长期露宿野外,但这显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此时党委书记欧阳钦又向石油部提议,建议为工人们搭建“干打垒”房屋。
所谓“干打垒”,是东北民间一种简易的建筑方式,通过在两块固定木板之间填入黏土的方式搭墙,具有建造速度快、取材方便、冬暖夏凉的优点。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干打垒”住房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荒原上出现了“铁人村”、“胜利村”等村庄,从天南地北来到大庆的人们,此刻变成了咫尺的同乡人。
生活上得到保障,石油工人参加生产也更有动力了。自1963年全面开发建设以来,大庆油田以每年300万吨的速度高速增产,并与1976年稳定在5000万吨的年产量。
大庆油田的产油量一天天攀升,建筑面积也在不断增长,并在1979年正式设立大庆市。那些背井离乡的石油工人,也慢慢将家属带到大庆团聚。人口的激增给生活设施和配套产业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干打垒”逐渐被砖房甚至楼房取代,由油田出资建设交通、水利、供电、商业服务业、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基础设施基础服务。在大庆这个资源福地上,一个政企合一的城市就这样兴起在了油田。
“油都”还能起死回生吗?
尽管石油产量自1976年至2002年罕见地保持了近30年年产5000万吨的高产量。但和所有资源型城市一样,大庆也难逃衰退的命运。
从2003年开始,大庆油田产量逐年减产,在2015年首次低于4000万吨。这其中固然有能源改革的因素,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油田的石油开采愈加困难。
据报道,大庆油田剩余可采储量仅剩1.97亿吨,后备资源不再充足。受此影响,开采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大庆的老油区老油井,开采含水量已经达到97%,如此高的含水量使得油田不得不采用新的采油方法。原先向地下注水等开采技术变得收效甚微,只能用萃取剂从水中提取仅有的少量原油。
受到俄罗斯、沙特等产油国的战略影响,国际油价自2008年以来不断下跌,也使得油田减产成为必然。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的147美元每桶暴跌至2016年的每桶30美元左右,而大庆的人员密集型生产注定使得稳定高产在国际油价不断下跌的形势下难以为继。
而石油业作为基础产业,减产也必然影响到化工工业等下游相关产业的生产,也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发展。大庆油田占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高达50%,每年150万吨的减产将会给黑龙江带来数百万亿的GDP损失。
与产量的不断减少和成本的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收益的下降。尽管大庆油田千方百计降本增效,但还是在2016年首次出现了亏损。
油企的亏损意味着石油工人的福利将要降低。
大庆油田职工一直被视为一个“铁饭碗”,在油田工作,不仅自己的收入能得到保障,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令人羡慕,更重要的是令无数外人眼红的油田子女分配政策。
可随着油田的进一步减产,这个政策一直被不断缩紧。在产业单一的大庆,提高进入油田工作的门槛,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家属的抗议。大庆油田背负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很显然,城市转型是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的唯一出路。但在整个东北经济下行的整体形势之下,油田这根“城市的拐杖”始终无法完全抛弃。
大庆尽管是东北经济总量前列的大城市,但在东北整体低迷的投资环境中,坊间传言“投资不过山海关”,大庆想要独善其身拿到新兴产业和资本并不容易。
纵观整个东北,与大庆有同样命运的还有鞍山、营口和抚顺等城市。这些老工业城市曾经都在共和国长子的庇护之下,是新中国工业化交出的最好成绩单。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对城市的分工定位往往失之简略。单方面强调某一方面的产能,用计划指令的方式,罔顾运输成本等市场因素,让城市之间不合理地分工,是计划经济的常态。这种政治命令导向下崛起的城市,往往缺乏支撑其规模的当地条件,达到巅峰后迅速进入衰退状态实属正常。
东北近年来衰退到GDP增速稳定全国末尾,和建国初年的辉煌天差地别,不合理的地域产业规划有其责任。
仔细审视大庆成长的轨迹,和整个东北经济一样,其红火要归功于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当时代变迁,计划经济的体制却成了这块黑土地最牢固的桎梏。
大庆和东北的冬天,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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